【光明时报评论】 作者：王思宇、张建伟（分别为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助理教授、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常任副教授） 近日，2025世界互联网大会文化遗产数字论坛在陕西西安举行。展示了来自中国、德国、意大利等国家的近百项文化遗产数字化保护。让文化遗产获得“数字生命”，重新走进大众。 文化遗产承载着重要的历史、艺术、科学乃至社会价值，而且是脆弱的、不可替代的。如何确定和体现文化遗产的价值，如何以更恰当的方式保护和传承文化遗产，是重要的问题。在数字技术飞速发展的今天，它为测量、记录、规划、日常管理、监控、显示等开辟了新的途径。文化遗产的利用，已成为保护、传承和振兴文化遗产的重要手段。 数字化极大地推动了文化遗产测量记录技术的变革。这一创新可以推动学术界关注过去未被关注的信息，从而加深和完善对文化遗产价值的认识。例如，北京房山云居寺，藏有大量隋代至辽金时期的重要经文。几千年过去了，很多经文已经变得难以辨认。 “微米级”微标记增强成像数字技术的应用，使得原始模糊文字的识别成为可能。露经台是石景山山顶五台之一，是辽代碑刻中记载的“露经祈福”之地。多年来，猪圈被认为是“无字石台”。经过多角度光源矩阵扫描和算法改进，首次发现其表面存在大量雕刻文字，降低了之前的认知。 数字化还可以扩大展示文化遗产的可能性。传统的文化遗产展示通常需要在体内进行建筑工程。为了避免破坏遗产本身，或者为了避免来自比斯瓦尔的展示项目的介入扰乱遗产的历史感和环境感，人们有时会选择放弃对文化遗产的诠释。这种情况在考古遗址的呈现中很常见，观众常常抱怨“只看到了几个土堆，什么也没有”。学术界对于失去形象的文化遗产是否应该在物质层面上在其原来的所在地和起源进行“重建”最终状态一直是争论的主要问题。在此背景下，数字化支撑的虚拟重构和沉浸式漫游就显得更加重要。这将有利于当代观众在不干扰遗产本身的情况下直观地了解文物实物，避免给观众对文物本体产生“真假无别”的错觉。 虚拟现实、增强现实技术、交互式数据库等技术的应用，推动文化遗产保护数字化走向“智慧”或“互动”，使当代观众与文化遗产的关系不再是一维的“观看”、“欣赏”或“学习”。敦煌石窟和云冈石窟就是这方面的例子。此外，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亚太世界遗产培训研究中心（北京）等机构还开展了公众参与活动开展大运河（北京段）遗产监测，鼓励公众志愿者通过小程序上传拍摄的大运河照片。这一做法不仅可以解决大运河文化遗产在日常监测中面临的困难，也有利于提高公众的遗产保护意识。 相比之下，博物馆展览环境更可控，文化遗产相关信息数字化的成功案例也更多。例如，中国大运河博物馆的“运河上的船”展览，不仅构建了数字沉浸式展厅，还融入了实体模型的线上展示，力图虚拟体验与观看实体“物”相得益彰。不仅可以对文化遗产的价值提供更广泛的阐释，也能让观众获得更丰富的体验。对于许多位于文化遗址的博物馆文物古迹的展示资源并不一定丰富，有时甚至会陷入无“物”可展示的境地。 “运河船”等模型为平衡这种尴尬提供了重要思路。此外，湖南博物院举办的马王堆汉代文化沉浸式数字展、国家图书馆举办的山西永乐宫文物精华及数字艺术展也是在数字展示方面备受关注的案例。 值得指出的是，技术越发展，评估其应用就越重要。数字化应用在文化遗产保护方面还有很多值得进一步讨论的问题。例如，数字追踪每天都会产生大量数据。然而，目前尚无有效机制将这些数据应用于遗产地风险评估或应急预案制定。非数字显示可以带来一个m给观众带来沉浸式、具身化的体验，并在市场化的环境下迅速吸引大量观众。然而，收视率的“热度”并不一定与文化遗产价值或教育的传播呈正相关。当遗产地的数字化展示被观众认可后，展示的重点是否仍集中在遗产价值的主体部分，还是转向营销逻辑层面的“卖点”？快速被市场接受的数字产品能否反哺遗产本体，还是作为独立产品而分散？在当今虚拟现实和人工智能快速迭代的时代，它的便利和炫酷是否会鼓励遗产中不同信息ascol的混合和拼贴，从而创造出从未真正出现过的“历史”？这些问题都值得我们继续思考。 当前，数字化在行业中的重要性文化遗产保护的整个过程更加“看得见”。未来，我们要坚持保护文化遗产的核心价值和遗产，用数字技术让文化遗产更有生命力，更好地满足人们的需求和期望。 《光明日报》（2025年10月20日第02页）
